摘要：聚焦仅仅只是一种答案，它可以让人们找到自己内心的方向，它也能成为新的社会模型的一种来源，每个人都可以不断更新它。 ...

这一恢复过程与国家权力之基层控制的放松、退却，互为表里。

夜半，髑髅见梦曰：子之谈者似辩士，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则无此矣。（《大宗师》）子贡曰：然则夫子何方之依？孔子曰：丘，天之戮民也。

今子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倚树而吟，据槁梧而瞑。二是人之生只是万物转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它同万物一样，背后有共同的元素——气。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生活于方内的时候，庄子同样讲人格尊严：宋人有曹商者，为宋王使秦。这个物既包括与人相敌对的外部世界，也包括其它为有限的资源进行争夺的同类。

髑髅曰：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例如前面所说，儒家就提倡严守人、禽之别，对在生物特性上接近人的动物，唯恐逃之而不及。当王年老德（悳）衰，即以德（悳）为标准将王权禅让，谓之授政以德（悳），其范围遍及部落中的所有人，且尚无尊卑贵贱之别，舜有天下，选于众……汤有天下，选于众（《论语·子路》），尧举舜于畎亩（《墨子·尚贤》）。

学界普遍认为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那么，孔子的仁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以辑录孔子思想的《论语》为据来分析一下，颜渊问仁。神明自得是悳的一种机能（faculty），可是善悳圣（心）之间，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我们就需要通过郭店竹简的《五行》来理解了，其中不仅德写作悳，而且仁写作，这不禁让我们想起古希腊人的身体（soma）和心灵（psyche）之双重存在观（a dual being）。——苏格拉底比孔子小82岁的苏格拉底（前469—前399）所生活的雅典，当时正处于一种古典民主政体，但随时面临着僭主政体的威胁。毋庸讳言，中国人的任何生活细节无一不被政治所深深笼罩，只是大多数人不知或装不知而已。

但是，又如列奥·施特劳斯所说自由民主的核心是尽职尽责的个体，而放纵平等主义的核心是欲望的个体，因为，我们都身在这条汪洋大海中迷航的中国号航船上，不是乘客，而是水手。德行是且只能是一种必然的副产品，天天口若悬河地宣讲道德，种下的只是虚无，直至虚伪。

40. 中国人的上进心绝对是世界第一，钻空子的能力自称第二，没人敢称老大。黑格尔也曾犀利地指出：中国人有一种普遍的民族性，就是模仿的技术极为高明，这种模仿不但行使于日常生活，而且用在艺术方面。Form是流变（becoming）的多（many）后面的永恒（being）的一（one）。《尚书·大禹谟》所记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唯精唯一，允厥执中中的允厥执中，也只有在悳（nous）的意义上才能做到。

因为，要一个虚弱的人承认自己的虚弱就跟要求一个强大的人不自嘲一样，这恐怕是世上最难的事之一。7. 聖，智禮乐之所由生也，五行之所和也。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指出，我们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从争心的分布来看，距离王权越近，密度和强度就越大，然后逐层递减，越往下则只有羡慕和崇拜的份了，项羽和刘邦的例子可以作为对照。

49. [法]克罗齐耶 费埃德伯格：《行动者与系统：集体行动的政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P38050. 未完成过去时（l imparfait），法语常用的时态之一，暗示一个过去的，不确定的，有可能循环出现的时间，它既是持续性的，又是重复性的，常可营造一种近似梦呓的氛围。人的天赋是最美的天物，但中国的父母一直在暴殄天物，所以说，在豆瓣上出现一个父母皆祸害小组并不奇怪。

但遗憾的是，虽然李贽在当时的影响十分大，但结局却是被儒士集团深文周纳、迫害致死。所以，中国历史的儒家系统中只制造了两种人，即伪君子和隐君子，前者太多，后者寥寥。

2012年7月4日，黎明欢迎争鸣，敬请批评：Holygoer@gmail.com1. [法]克罗齐耶 费埃德伯格：《行动者与系统：集体行动的政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P3802. 吕思勉：《中国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4月，P310、4193. 1993年10月，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郭店一号楚墓M1发掘出竹简，共804枚，为竹质墨迹。总体而言，西方人（human being），讲究我是谁？，成为自己，属于内在导向。而且，孔子将这种敬重扩展到了四海之内，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演化成一种以长为尊的兄弟观。我们知道，自由在中国人的语境中常常被和绝对自由任性放纵混乱等负面信息搅和在一起，从而引发了中国人对自由的厌恶情绪。你真的只有把自己锻炼成火鸡那么大，小鸡才肯承认你比他大。我们一旦向往并践行自由，就会意识到一个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被遗忘的常识：卓越（excellence）绝不是建立在与比自己差的人做横向比较的基础上，而是与自己以前的进步程度做纵向比较。

（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8月，P130）不管在西方文化，还是在阿拉伯文化中（可参考电影《一种离异》（A Separation）），撒谎都是一项极为严重的指控，一旦被定为说谎者（liar），那基本上就没得混了，但在我们这儿，不说谎则是没法混的。韩寒是这个扭曲的时代的照妖镜，必然为一些扭曲的心灵所不爽，这就跟儒家的嫡子嫡孙对贾宝玉所不爽一样，欲厚诬（搞臭）之而后快，但韩寒的幸运在于，当下的自由度（至少是经济上的、信息上的）毕竟已远非昔日可比，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

明一套，暗一套，挂羊头，卖狗肉，墙头草，随风倒，道貌岸然，撒谎成性[36]，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为三碗面 [37]操劳奔忙，基本上丧失了祖先所曾有的夸父追日的贞望与执著，这也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的文人鲜有一种直抵存在（being）之鹄的的犀利，即便如诗圣杜甫也只能发出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失落与惆怅，这与孔子的丧家狗形象遥相呼应，这都是在我似谁（like）而不得的意义上所表达出的一种官场失意，所谓郁郁不得志，实情是郁郁不得宠，最后只能在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样的兴叹中终求解脱。那么，我们可以修正一下刘熙的解释，悳者，心得也，得事宜也，谓之德。

不幸的是，当今的哲学被鼓捣成了一门学科，而治疗这一重任被转让给了心理学（psychology）。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

那么，无心或有意的以理杀人这样的历史丑剧就会钻空子登场了。后者却表现为一种以道德义愤为根基的确信，自以为是，自命正义，无论实际上它保护的利益多么自私。生命若是不自由，就像地球不自转而万物不可能萌生一样，心灵就不可能成长，人生不可能止于至善。苏格拉底把不义规定为正义的对立面——心灵内部的混乱（chaos），这也是正义之所以被渴望，因为它是心灵的高贵、健康和完善，每个人都希望拥有，因为每一个人在心灵的深处都渴望配得上另一个人，都热衷于表现会赢得赞许的行为，这是一条通往德性的温和、确定但却充满险阻的人性道路。

直到明末，反儒批孔的李贽提出童心说，即是悳（nous），从人之内在的角度重新打量人，力倡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焚书》一，《答邓石阳书》），排击孔子。梁启超先生说中国人有私德，无公德，其实，中国人的私德也不怎么靠谱。

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我们每个人应该成为也可以成为自己的英雄，与自己的惰性作战，与自己的盲从作战，与自己的逃避作战，与自己的愚蠢作战，与自己的嗜欲作战……与自己身上的一切阻碍自己成为一个人的力量作战，恰如逆流的鲑鱼，逆流而上的泳者才能体验水流的力量、生命的激情。对于自命不凡之士而言，争心最终都可能演变成取而代之，僭主便出笼了。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尽管孔子严重偏科，脑子短路，但其对仁的定义却如金科玉律一般，一直主导着后世儒者的思维方式，比如，后期儒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说：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

当时的人们尤其为死亡问题所困扰，因为传统的解释都过期失效了。但是，孔子并不追问礼的源头是否正义——这就等于是不假思索地将礼（人为秩序）等价于道（自然秩序）——而是施用了一套修辞术（不管动机如何，至少客观上如此），循环迂回地援仁入礼，给礼与己做了一个搭桥手术，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2．僭主式生活不是最快乐的生活：2.1 心灵的每一部分都有它自己的特别快乐，知晓所有三种快乐的人，将是何种快乐是最大快乐的最佳裁判。我探索这个秘密，因为我想成为人[12]，恐怕没有人能完备地回答人是什么。

既然代笔门貌似至今并未完全尘埃落定，那我们就再多说两句。人间种种善行，凡不利此目的者，一切牺牲之而无所顾惜。

写下了温家宝先生的枕边书《沉思录》的哲人王马可·奥勒留（121-180）貌似是个例外者，但事实上，他在骨子里并不想当官，而是渴望成为一个像苏格拉底那样的哲人，一个宇宙公民，只是命运让他踏上了一条看起来相反的道路，一个哲人不情愿地成为了一个皇帝。日本人的压抑性能量，基本上有三个发挥渠道，一是转化为把分内之事做到精致绝伦的专注精神，二是发达的AV文化，三是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实在没得发泄了还有最后一招——自杀。

所以，即便为所欲为的僭主，也从来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直到死亡才能结束这种不断want的永恒欲望。[30]境界的不同导致了苏格拉底与孔子之殊异的人生理想，其人格范型也活在各自的文化传统之中。